宋朝的玉津园宴射    

作者：马明达

摘要：宋朝汴梁的玉津园，是皇家的游赏之所，也是朝廷的射圃。宋朝经常在这里举行与契丹使者之间的比射活动，称为“宴射”，宴射有相互夸示武力的用意，但大多数情况下成了一种友好比赛，是古代民族国家间以射箭为主项的运动会，其文化意义值得研究。

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有琼林苑、金明池、宜春园、玉津园四大名园，当时合称为“四园”。四园都是皇家苑囿，规模都很大，而且每一个都有它特殊的意义和用场。其中玉津园尤具特色，在宋代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一向引人瞩目。

据宋人叶适（梦得）说，北宋四园中的琼林、金明、宜春三园都是北宋初期建造成的，惟有玉津园是“五代之旧也”，宋太祖赵匡胤重加整修后起用的。关于其功用，叶适讲：“玉津半以种麦，每仲夏，驾幸观刈麦，自仁宗亦不复讲矣，惟契丹赐射为故事。”[①] 叶适所说基本准确，但稍有不足。

玉津园位于汴梁城南熏门外，“内有方池、园池，为车驾临幸游赏之所。”[②] 宋初，玉津园是一个多功能的苑囿，太祖经常驾幸此园。《宋史·礼十六》载，太祖自建隆元年（960）四月乙酉第一次幸玉津园，“是后凡十三次临幸”。[③]有时是与群臣宴乐。清周臣《宋东京考》卷10引《函史》载，太祖有一次在玉津园大宴群臣，结果喝醉了，“旁狎”。第二天很后悔，在群臣面前深自谴责，引为教训。[④]此事发生在建隆二年（961）闰三月，见《宋史·太祖本纪》。而太祖到玉津园最多是进行“宴（燕）射”，或是“阅诸军骑射”。建隆、乾德之际，每年总有多次。太祖驾幸玉津园“观刈麦”，据《本纪》，始于开宝六年（973）五月，此后又有多次“观稼”、“观种稻”的记载，但总数少于“宴射”。太祖以后，“观稼”活动仍被持续着，仁宗以后便停止了。[⑤]

显然，玉津园一定拥有大面积宽阔而平整的土地，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成为检阅诸军骑射的“校场”，才能自太祖以后实际上成为皇家的“射圃”。宋朝君臣不仅在这里演习过大射礼，而且经常安排招待契丹使者的宴射活动，也就是叶适所说的“惟契丹赐射为故事”。我以为北宋玉津园的诸多功用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每当契丹使者入宋，宋朝通常都要安排他们在玉津园“宴射”这件事。这是宋辽交聘史上一个重要的情节，在中国射史上，特别是民族文化交流史上是一种特别的竞技活动，有着值得深入思考的文化涵蕴。

中国古代，比赛射箭的活动常常在不同国家、特别是不同民族政权间的交往中进行，成了一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外交活动。比赛射箭，有时是用它来炫耀民族强劲和国家武备之盛，有时则是为了调解气氛，联络感情，就如同一次友好的体育竞赛活动。这样的活动往往使优秀的射手获得展示高超技艺的机会，给国家和民族争了面子，也使自已荣耀一时，甚至会传留给后世许多动人的故事。我们举几个例子。

北周时，有鲜卑血统的名将长孙晟，“善弹工射，趫捷过人。”《隋书》本传记载了他凭着超绝的射艺，在北周、隋与突厥的交往中两次起到特殊作用。第一次是：

宣帝时，突厥摄图请婚于周，以赵王女妻之。然周与摄图各相夸竞，妙选骁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庆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后使人数十辈，摄图多不礼，见晟而独爱焉，每共游猎，留之竟岁。尝有二雕，飞而争肉，因以两箭与晟曰：‘请射取之。’晟乃弯弓驰往，遇鵰相攫，遂一发而双贯焉。摄图喜，命诸子弟贵人皆与相亲友，冀昵近之，以学弹射。其弟处罗侯号突得设，尤得众心，而为摄图所忌，密托心腹，阴与晟盟。晟与之游猎，因察山川形势，部众强弱，皆尽知之。[⑥]

第二次是入隋以后的事。隋文帝开皇十九年（599），突厥启人可汗入隋，隋文帝赐射于武安殿。《隋书》载：

选射者十二人，分为两朋，启人曰：‘臣由长孙大使得见天子，今日赐射，愿入其朋。’许之。给晟箭六侯，发皆入鹿，启人之朋竟胜，是有口群飞，上曰：‘公善弹，为我取之。’十发俱中，并应丸而落。是日百官获赍，晟独居多。[⑦]

在隋代，同样的例子还有崔彭。据《隋书》本传，崔彭弓马绝人而又颇通经史，是个文武兼长的人物，曾担任隋文帝护卫官备身将军。《隋书》载：

上尝宴达头可汗使者于武德殿，有鸽鸣于梁上。上命彭射之，既发而中。上大悦悦，赐钱一万。及使者反，可汗复遣使于上曰：‘请得崔将军一与相见。’上曰：‘此必善射闻于虏庭，所以来请耳。’遂遣之。及至匈奴中，可汗如善射者数十人，因掷肉于野，以集飞鸢，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复请彭射之，彭边发数矢，皆应弦而落。突厥相顾，莫不叹服。可汗留彭不遣百余日，由赂以缯綵，然后得归。[⑧]

相同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朝代，特别是发生在宋、辽之间的交往中。所不同的是，宋朝把这种比试以“宴（燕）射”的形式仪礼化、制度化了，其间仍然有逞强斗勇、用相夸示的用意，但总的来看，似乎更多了一些体育竞技的意趣，有着民族文化交流的成份。

宋辽原是敌对国家，但在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底，两国签定“檀渊之盟”后，基本上保持相安无事百余年，这对两国来说都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事。宋朝在玉津园为辽国使者“赐射”的制度，就创始于景德元年的十二月。

宋高承《事物纪原》卷1载：

景德元年十二月四日，命石保吉赐契丹使宴，射于玉津园。自后，凡其使至，皆赐宴射，此其始也。

关于此事，《宋史·真宗本纪》无载，只说是真宗“召李继隆、石保吉宴射行宫西亭。”李焘《长编》所载略同。[⑨]（10）但，高承是元丰年间的人，我们相信他的记载是有根据的。石保吉是宋初名将石守信之子，又是太祖第五女延庆公主的驸马，是促成檀渊之盟的宋方主将之一。史载石保吉“颇有武干”、“善弋猎”，这显然也是由他担任伴使的原因。[⑩]辽方的使者是左飞龙使韩杞，也是一位颇有战功的名将。宋、辽刚刚签盟之后，宋方安排玉津园宴射，并以亲近重臣石保吉作为辽使的“伴射”，亦见真宗郑重其事，用心颇深。

景德定盟后，宋辽关系基本转入使者来往不断的正常交往中。有趣的是，双方在选派和接待使者上都很有讲究。宋朝方面的“伴射”，一般都由殿前马步三司中抽选。宋赵昇《朝野类要》卷1“伴射”条载：

殿前马步三司轮差，借观察、承宣之官，环卫、四厢之职，以伴蕃使，射于玉津园。胜则有金带、升转官资之赏。

于是玉津园宴射实际上成了宋辽交聘中一个固定的比赛项目，双方的参加者既有国使，又有专为比赛挑选的优秀射手。宋朝对已方的获胜者施以重赏，表明对这一特殊交往形式的重视。

如上所叙，宴射活动始于景德元年。此后，凡辽使入宋，一般是由宋朝以皇帝名义发布一个“口宣”，即皇帝委派专臣宣布举行“宴射”的文告，以表明宋朝皇帝与辽使的君臣关系。这些“口宣”一般都出自当朝的翰苑之臣，所以在宋人文集中多有所见。举一个例子，以见“口宣”的程式。夏竦《文庄集》卷3《玉津园赐契丹贺乾元节人使弓箭御宴口宣》：

有敕卿等：方居朕馆，属地暇辰，特命射侯，庶几观德。仍举匪颁之式，用昭春异之恩。已差枢密使、武宁军节度使、司空、检校太师兼侍中、鲁国公曹利用押伴，兼赐卿等弓箭、御宴，想宜知悉。

乾元节是宋仁宗的“圣节”。乾兴元年（1022）二月真宗崩，三月仁宗以太子即位，即定四月十四日为乾元节。《仁宗本纪》载：“冬十月壬寅，契丹使来贺即位。”[11]宋以元老重臣曹利用担任伴使，具体主管宴射活动，足见登基不久的宋仁宗对契丹来使十分重视。曹利用还担任过天圣三年（1025）辽使萧从顺的伴使。《宋史·曹利用传》载：“乾兴初……契丹使者萧从顺桀骜,称疾留馆下，不时发。朝廷遣使问劳，相望于道。利用请一切罢之，从顺乃引去。”[12]实际此事发生在天圣三年，前后过程在宋人史籍中多有记载，辽使萧从顺是辽宣徽南院使、朔方节度使，也是辽国的重臣。[13]

正因为辽使中常有萧从顺一类富有挑衅性的人物，又加辽是骑射强劲之国，宋朝在挑选伴使上自很用心。宋真宗曾着意在群臣中挑选“善弓矢，美仪彩”者“伴虏使射弓”，当时举朝具备这样条件的只有以善射著名的文臣陈尧咨，真宗希望陈尧咨改为武职，如果肯改，则“授于节钺”，就是提升为节度使。但宋人重文轻武，陈母竟竭力加以阻止，陈尧咨高超的射艺只成为传留后世的美谈，并不能为真正国家发挥作用。[14]

仁宗时，一个有名的例子是用名将王德用担任伴射。

王德用是宋初名将王超之子，字符辅，赵州人。十七岁随父出征西夏李继迁，德用为先锋，与敌战于铁门关，大有斩获，又能从容退军，王超“抚其背曰：王氏有子矣。”后以战功累迁为集庆军节度使，封冀国公。王德用是一位著名射手，《宋史》本传载：

德用素善射，虽老不衰。侍射瑞圣园，辞曰：‘臣老矣，不能胜弓矣。’帝再三谕之，持二矢未发。帝顾之，使必中，乃收弓矢谢，一发中的，再发又中。帝笑曰：‘德用欲中即中尔，孰为老且衰乎？’[15]

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契丹以保安节度使、左监门卫上将军耶律防为使，入宋贺乾元节，王德用奉命与耶律防比射于玉津园，获胜。耶律防称说“天子以公典枢密而用富（弼）公为相，将相皆得人矣。”仁宗听了很高兴，特赏给德用弓一张、矢五十技。[16]朱彧《萍州可谈》载：“王德用为使，相黑色，俗号‘黑相’。尝与北使伴射，使已中的，黑相取箭杆头，一发破前矢，俗号‘劈筈箭’。”这可能有点夸张，但王德用精通射术是事实。他曾经著有《神射式》一书，见《宋史·艺文志》，今已不传。《玉海》卷75《宋朝神射式》条云：“《神射式》一卷，王德用分拽弓、遣箭、去病、射亲四类。”宋人张舜民《画墁录》载：“王德用射诀：铺前脚，坐后脚，两手要停不须高。把里弦外觑帖子，急拽后手托弓梢。”这可能是出自《神射式》的文字。足见王德用不仅射名甚高，而且有了自已的一套理论，这在宋代并不多见。

类似于王德用这样的例子还有。

宋初名将王审琦以“尤善骑射”闻名，太祖曾召他“宴射苑中，连中的，赐御马、黄金鞍勒。”[17]他的曾孙王师约，文武兼优，被宋英宗选择为驸马都尉。《宋史》本传载：“师约善射，尝陪辽使燕射玉园，一发中鹄，发必破的，屡受金带及鞍勒马之赐。”[18]

北宋后期的名将何灌，也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射手，经历过对西夏的战争，“灌射皆彻甲，至洞胸出骨。”足见弓力之强。《宋史·何灌传》载：

陪辽使射玉津园，一发破的，再发则否。客曰：‘太尉不能耶？’曰：‘非也，以礼让客耳。’整弓复中之，观者诵叹。帝亲赐酒劳之。迁步军都虞候。[19]（19）

哲宗、徽宗间，外戚重臣曹佾之子曹评也是一位兼资文武的优秀人材，他曾经“使契丹者四，馆伴者十二。”差不多成了专职的契丹外交家，显然，这与他精通射艺有关。《宋史·曹评传》说他：

“性喜文史，书有楷法。兹慈圣命书屏以奉，神宗即赐玉带旌其能。尤善射，左右手如一，夜或灭烛能中。伴契丹使者射，尝双破的，客惊竦。”[20]

宋朝对参加宴射的辽使和本朝人员都有一定的赏赐，对比射中获胜的伴射尤为重视，一般都要加官进爵。“口宣”中所谓“弓矢延宾，亦將觀德”之类，都是官样文章，宋朝的皇帝对比试的胜败还是看得很重，因为这种比射活动中有着国家与民族的荣誉。

在檀渊定盟后宋辽通使的一百二十年中，玉津园宴射举行过多少次，目前尚不清楚。宋辽双方比射的具体情况和胜负的总数，也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但可以肯定的说，宴射次数是相当多的。这是因为宋辽间的通使非常频繁，仅以宋方而言，有时一年之中就有好几次。哲宗元祐三年（1088），苏轼任翰林侍读学士，曾多次奉旨撰写玉津园射的“口宣”，见于《东坡全集》者有四次之多。[21]由此推算，整个北宋，玉津园宴射应有数百次之多。关于宋朝一方的获胜者，有记载可查者只王德用、王师约、何灌几人而已。特别是王德用这次，宋文献中多有记载，当时是天下传扬的大事情。这是否反证宋辽较射中，宋人获胜的次数并不占多数？宋使入辽后也有相类似的活动，可惜《辽史》很简略，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南渡后，为保持北宋的制度的连续性，高宗在临安重建了一座玉津园。《咸淳临安志》卷13《苑囿》载：“玉津园在嘉会门外，绍兴十七年建。明年金使萧秉温来贺天申节，遂燕射其中。”[22]南宋时，大凡金使到临安，一般也都安排有“玉津园宴射”这一节目。《宋史·礼志二十二》载：

“赴玉津园燕射，命诸校善射者假管军观察使伴之，上赐弓矢。酒行乐作，伴射官与大使并射弓，馆伴、副使并射弩。”[23]

显然，高宗重建玉津园主要是为了延续北宋接待外使进行宴射的传统，但整个高宗朝，除了接待北使如萧秉温以外，未见在玉津园举行射礼活动。倒是颇有恢复之志的孝宗曾多次亲临玉津园习射。淳熙元年（1174）九月，孝宗率皇子、宰相及将军们在这里讲燕射礼，亲自演射，借以提倡武备精神。以后他又多次到玉津园演大射礼。[24]南宋时，与金使在玉津园宴射的记载很少，以此享名的射家至今我们只见到陈春坊一人。据陈亮所撰《陳春坊墓碑銘》载，陈春坊名龟年，字寿卿，其先熈州狄道（今临洮）人。高宗南渡，随之辗转到杭州，遂為杭人。《墓志》载云：

尝以馆北客，宴射玉津园，选善射者与敌并射，莫能中。春坊挟二矢以与，平立睨的，一发中之。使当多事时，吴江之遗恨犹有属也。[25]

然则，临安玉津园毕竟已非东都旧观，气象上没有了昔日的恢宏。明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中说：“玉津园……孝宗数临幸，命羣臣燕射于此。自后翠华罕驻，景物渐衰。陆务观诗云：

圣主忧民罢露台，春风别苑昼长开。尽除曼衍鱼龙戏，不禁刍荛雉兔来。

水鸟避人横翠霭，宫花经雨委苍苔。残年自喜身强健，又作清都梦一回。[26]

陆游的诗不仅有对玉津园衰微的惋叹，而且有着明显的讥讽。更不幸者，后来“开禧北伐”的主持人韩侂胄，因战局不利，引来主和派的忌恨，加上又有金国的压力，竟被秦桧余孽史弥远之流谋杀在玉津园，这使得临安玉津园声名狼籍，蒙垢千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