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艺：中国人德行教化绝佳法门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与德国的体操、瑞典的滑冰、法国的击剑相对应，有一项传统运动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纤缕相合，那就是射箭。射箭起源于远古时代的狩猎，发展至周代，成为教育系统中士人必修的科目“六艺”之一，贯穿学子求学过程的始终。在学成之后，射箭又将行用于贵族生活的各种场合，而且国家也将通过比试射艺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在儒家经典《礼记》中有所谓“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的话。究其关键，中国人将射箭视为最佳的文武兼修之术，贵在于武艺中锻炼情性，涵养内治，在武艺中渗透文德，因此射箭成为中国人德行教化的绝佳法门，两千年来一直传递着“射以观德”的信念。

射箭何以能观德？首先，我们来看古人对射法的研求。唐代王琚的《射经》分列出射法十四门，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此后明清两代成果迭见。我们以清代刘奇的《科场射法指南车》为例，分作外法二十八条、内法八条以及演习法四条，自人体的足部往上，对膝、臀、腹、腰、胯、肋、胸、肩、前肘、后肘、前后腕、左右掌心、左右大指、左右食指、项、口、双目直至头顶等24个部位均有严格要求，还需加上执弓、搭箭、矢发、矢落四步对身体几个关键部位的特殊要求，共成二十八法，必须严丝合缝一气呵成，才能精准射中，此为外法。更难企及的尚在内法的修求，应在正心（心无邪慝，杂念不乘）、诚意（意在弝前，时思内外）、存神（动止安闲，消除躁妄）、养气（得失皆忘，喜怒不形）四方面作深层次修求，调理全身气息的运行，把握射箭过程中情性、心志、涵养与气脉之间的关系，藉助于心气的调养而豁然贯通，完全涤除杂念，归服于心与箭的合一，如此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妙境界。对此，明代大儒王阳明分析极妙，他说：“君子之学，求以得之于其心，故君子之于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则体正，心敬则容肃，心平则气舒，心专则视审，心通故时而理，心纯故让而恪，心宏故胜而不张，负而不驰。七者备而君子之德成。”王阳明将射艺修养之根本落诸人之内心存养，只有力求内心修养七者完备，方能至于百发百中；心气略有亏欠，必然在射中的过程中露出端倪。20世纪上半叶，德国哲学名家奥根·赫立格尔先生曾赴日本拜弓道名家阿波研造先生为师，潜心习射，成为欧洲精通东方射艺的第一人，他说：“它不是用体力来射箭的一门技术，而是以心灵来射箭的一条解脱之路，这是悟道见性的禅的境界。”（《箭术与禅心》）这种“禅的境界”，容不得内心有一丝一毫的杂质与虚伪，“射以观德”之直通人心，其不分时代与国界，断然可见。

不仅如此，古人为了抑制射箭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好勇争胜之心，曾设置一整套礼仪来规范整个比艺过程，这就是射礼。射礼是中国礼仪的重要内容，在“五经”之一的《仪礼》中对其每一步骤均有详细记载。分析其仪节可知，古人通过设置前后三番射，在举手投足之间蕴含入丰富的礼义，渐趋渐进以臻和容之境，并求出箭与鼓乐节律密合无间，充分体现射手的“容德”；通过射手间的频频揖让，富于尊异亲爱之情性诉求，行礼者对弓箭取挟的一丝不苟，融入重器威敬之心；而胜负计算的分组统计法，又旨在消解个人主义，培养团队精神、乐群之心。整套仪节看似繁缛，其实只有素日一心于内外之功，德艺精湛、涵养深厚、心志中正者方能脱颖而出。

中国式射箭在现今社会化需求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再次反观顾拜旦先生的思想，他说过：“品质主要不是由精神而是由肉体形成的。古人懂得这一点，然而我们却费尽心力才重新认识这一点。”（《重建奥林匹克运动会》）射艺研习恰恰证明此说确凿不移。顾拜旦希望“应用希腊文明的最独特原则之一，使体育成为德育工作的主要要素”（《重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必然趋势》），中国式射箭与此精神大相契合。若更诉诸仪式，正是顾拜旦复兴奥运会的必备项目，而全世界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其精致的程度恐怕都将逊于中国的射礼。

中国式射箭，很早即已走出国门，影响到整个东亚文化圈，今天它已跻身于世界一流的体育运动。我们曾震惊于20世纪60年代李淑兰女士（1944- ）前后17次打破8项女子射箭世界纪录，我们曾雀跃于马湘君（1987年）、张娟娟（2008年）、 陈文圆（2009年）先后摘得了世界级射箭比赛的金牌；那么，在日益崛起的今日中国，我们是否意识到，充分发挥中国式射箭的各项潜在功能，更可以在提高全民身体素质、情性涵养乃至德性品格等方面，大展宏图，大显身手。

（顾涛，清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