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被遗忘的研究领域----中华射学
 
摘 要：中华传统弓箭文化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传统体育文化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和崇高的文化精神，并伴随着其发展在汉朝逐渐形成了中华射学研究体系，但在近代由于各种原因使传统射箭运动和射学几经沉沦，严重濒危，今日传承中华射学是传统文化保护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关键词：传统文化
弓箭
射学中华传统弓箭文化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传统体育文化之一，有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和崇高的文化精神，有着“文武相济”的特点，涉及政治、经济、礼仪、教育、军事、民俗、科技等诸多领域，并伴随着其发展在汉朝逐渐形成了中华射学研究体系。
一.中华传统弓箭文化概述
根据考古资料，弓箭文化在我国大概有二万八千年的历史。弓箭的使用和射猎的生产方式使人类先民能够获得更为广泛的食物来源，为人类智力的进一步发展和文明的出现创造了一定物质基础。
在军事领域，射术和弓箭一直处于突出位置，有着“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 [1]说法。相对于其他各类冷兵器来讲，弓箭威力强大且用途广泛，能够远距离杀伤敌军，灭敌士气，在信号传输、军事威慑和军事礼仪中弓箭均有着重要作用，被誉为“十八般兵器之首”。骑射、步射兵种一直是冷兵器时代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综观中国古代盛世强国无不建立以强大的骑射、步射力量为支撑。
在民俗和礼仪方面，早在西周，就把射箭技术看成是一门“艺”，不只是狩猎攻敌的武艺，而且是用以培养和考察品德修养的重要项目，构建起一整套的“射礼”制度。在“贯革之射、力穿数札”的高超技艺同时，又提出了“射不主皮、射以观德”的理念。给射箭赋予了教育功能和人文教化的内涵。孔子、孟子等纷纷著书立说推广寓射于教的修行教育方式，将射箭奉为君子六艺之一。从天子所的“大射礼”，到各诸侯的“乡射礼”，强调体能与心志的和谐发展；倡导以射悟道，推动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折射出崇高的人文精神。

在科技领域，在先秦时期便出现六材制弓的技术，而西方许多国家在火器出现之前还在使用单材质长弓；中国古代弓弩的设计与现代步qiang造型相仿，并且在冷兵器中体系中发展最为庞大，仅箭矢就分为四大类百余种，应用于不同的环境和条件；大型的车弩和床弩的诸多设计与今日火炮相仿，威力创冷兵器之最，也是唯一一种冷热两用的兵器，其中火箭技术在明朝时期就已产生单级、多级的设计构思，成为了今日导弹、航天技术的雏形。
在历史上中“射”乃是诸多民族的文化特征，贯穿于诸多民族历史发展、经济生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改变了民族的历史。从早期的匈奴、鲜卑到后期蒙古、满族等诸多民族中，他们以“射”为基点，衍生出一系列的文化内容，诸如制作、装饰、佩服、馈赠、比较、考试，以及诗文、图画、歌舞等，最终融汇成为一个领域宽广而缤纷多彩的中华文化传统。它也见证我们这一多民族国家数千年来经历的民族变迁和交融。可以说在中国所有的古代文化遗产中，没有那种文化形式像射箭一样充满了多民族文化冲突、交流与融合的特征。正因为经历了多元文化的不断融合与汇积，又经历了千万年的演进与变化，才终于形成一门具有明显的中华文化特色的“中国传统弓箭文化”体系。

二.中国射学研究

弓箭文化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孕育出了我国的“射学”。清代乾隆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戎政典第282卷中，有关“射部记事”汇集了自古至今的301条射箭史料,将其进行简单的分类统计，可见：涉猎类有50条，占50%；军事类有128条，占百分之43%；礼射（含祭祀、教育）类有64条，21.2%；风俗类有29条，占9.6%；竞技类有22条，占7%；习射类有8条，占2.7%。
古代射书主要分为礼射、武射两大系统，有着文武两大特色。所谓“礼射”系统，主要是三礼—《仪礼》、《礼记》、《周礼》及先秦典籍中关于西周天子、诸侯和士大夫们从事礼射活动的记述，以及后代学者对这些篇章的注疏发明之作。注疏以汉、唐经师之作为主，唐以后的儒家学者，特别是清代学者对汉、唐注疏又多所发明，成就卓著。这类射书的中心内容是诊解古代射礼的每一个细节，多数专注在章句训沽上，而不是讲解射的技术。有些也试图通过自已的讲解来恢复和贯彻孔子的礼射理念，讲究射的礼仪程序，宣扬“揖让而升”的道德风度，以达到封建教化的目的。
第二个系统则是讲究“贯革之射”的军旅实用射法，以及民间的纯技术的射箭论著。相对于文质彬彬的礼射，这种射往往被人们称之为“武射”。魏晋间又分别称之为“博射”和“兵射”。前者主要是教育的、体育的和游艺的，后者则是实用的、军事的。前者以宫廷和官学为主，后者则以军旅为主。民间也有射箭活动，但始终不多，因为封建国家对个人拥有弓矢及习射多有禁约。两大系统构成的古代射书，内容相当宽阔，从弓矢制作养护，到习射技艺；从军事训练，礼射游艺、科场考试和民间风俗等均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射书有的是官方颁定，有的出自民间或军旅射家之手，在经过了漫长历史的积累，有关射箭的各种著述终于汇集成为一个独立的文献领域。
早在先秦时期，射术理论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诸多射书专著，如《蒲直子戈法》四篇、《缴书》二篇、《说文解字·弓部》、《荀子·议卿》 ,《战国策·韩策一》、《列子·说符》、《逢门解法二篇》以及《阴通成射法》、《魏氏射法》等。
古代射书的书目，最早见之于班固《汉书·艺文志》。众所周知，汉志是沿袭西汉刘向的《七略》而来的。《七略》设“兵书略”，又据汉成帝时步兵校尉任宏的分类方法，将“兵书略”图书分成权谋、形势、阴阳、技巧4个分支，有关弓弩的书都归在“兵技巧”。
汉志“兵技巧”共13家，199篇。经历秦火之后，先秦兵技巧类的图书应该所存极少，故汉志所收各书多数应是汉代作品。其中射书8种，51篇，约占“兵技巧”图书的四分之一多。这8种书大致包括弓射、弩射、连弩射、弋射4种射法，应该说汉和汉以前最主要的射法基本上都有了。各书中虽有依托传说如《逢蒙射法》者，但多数以精通射艺的名将为标题，如西汉的李广。

《隋书·经籍志》实行经、史、子、集4部分类法，射书仍被归于子部兵书类，显然这是对汉志的继承。然而，汉志所著录的8种射书在隋志中竟无一存在，说明这些书在隋以前都已经亡佚。隋志所著录的射书也仅仅只有南朝梁的《马射谱》一种，并且只是在一条注释是提到而已，并特为注明:“亡”。说明魏晋间兵连祸结，战无宁日，虽然民族冲突促使骑射技艺突飞猛进，但人们对射学的总结研究却比不上汉以前。
《旧唐书·经籍志》沿用隋志的四部分类法，兵书属子部第10，凡收书45部，289卷。但我们考察其书名，却没有一部属于“兵技巧”的书，没有一部射书。宋人修《新唐书·艺文志》的子部兵书类里就没有了射书的地位，也未收任何其它一种“兵技巧”的著述。所有的射书—如在中国射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王据《射经》，以及张守忠《射记》、任权《弓箭论》等，统统被划归子部“杂艺术类”。与之同类的是书画、博戏、棋品及各种描绘宫廷生活的美术作品等。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郑樵《通志·艺文略》、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以及宋代公私几种重要的目录书里。对射书而言，这是一个重要变化。
《易·系辞下》载： “弧矢为利，以威天下”，射是国之大事，是关乎国家军备水平的大事，所以从来都受到国家重视。这在先秦和秦汉典籍中有充分反映。劲弓强弩是中华武备之长技，是中原王朝抵抗周边少数民族—特别是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的重要手段。所以汉、唐王朝无不郑重其事，大力提倡，使习射之风遍布朝野。到了宋代，史家和文献学家们将“射”视同“杂艺”、“末学”，并从传统的兵书类属中排出，相比于汉志，宋人的改动对射学研究和射书编撰产生了久远的负面影响。表现为，从元人编纂的《宋史·艺文志》可以看到宋代射书的数量、种类众多，但却除了一些支离破碎的字句之外，竟无一部整书传存下来，特别是讲射法的书。以弓马雄劲得天下的元朝很特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一部当朝人撰写的射书，清人补写的多种《元史艺文志》中也一点踪迹都找不到。
清代，射学和射术得到相当的重视。太祖努尔哈赤创立八旗制度和旗民“国语骑射”的文化传统无不与射艺有着密切的联系。清帝称“我朝武功，骑射为本”， 通过大清典章立制自上而下推行射箭传统，使射书和射学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射书的文献学地位并不高，由于受宋代“射属杂艺”思想的影响，射书一直不被学界所重视。明、清两史的艺文志所收射书都非常有限，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尽管后来不断有人为之拾阙补遗，但仍有缺漏。私人藏书家一般也都不收藏此类书，射书入目者寥若晨星，屈指可数。《四库全书总目》只收了明代射书两种，而且都放在“存目”中。馆臣不改宋人陋见，仍然将射书归之子部艺术类“杂技之属”，并且以轻描淡写的口吻写道:“射法，汉志人兵家，文献通考则人杂技艺，今从之。”
3.当代射学大师及成果
针对传统射学的发展状况，在当代中国出现了几位射学研究大师。唐豪(1897一1959年)是当代第一个对古代射书进行摸底研究的学者。抗战期间，唐豪在卫聚贤主编的《说文月刊》第2卷上发表长篇考证文章《中国武艺图籍考》，在文中将古代射书分成“射”和“仪节”两部分，共收清以前射书书目约80余种，并对其中一部分进行了相关内容的考证。这是我国第一个射书目录。20世纪50年代末，唐豪主编《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在第5辑上又发表了《我国体育资料解题》，文章的第二部分是“射法”，内容是对唐以前19种射书目录的“解题”。他在附注中说:“唐以后总结经验的射书，有七八十种之多，解题待续。” 1940年4月，在唐豪推动下，上海国术协进会编辑了《清代射艺丛书》，收清代稀见射书八种，分成甲、乙两集，收清顾镐《射说》、李嫌《学射录》、黄百家《征南射法》、刘奇《科场射法指南车》4种书。在唐豪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暨南大学的马明达先生多年来的致力于追寻我国射书的源流和存佚情况，撰成了近6万字的《中国射书考》一文，。马明达先生总结得出自《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逢门射法》2篇起始，到清代末年，我国古代约产生了约120多种射书。流传千载，历经劫难，这100多种射书已经亡佚了的约50多种，存佚暂不清楚的不到10种，存世的还有近60种，对于推动传统射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后马明达（1943—）在唐豪研究的基础上继续进行钻研，致力于追寻我国射书的源流和存佚情况，撰成了近6万字的《中国射书考》一文。马明达先生总结得出自《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逢门射法》两篇起始，到清代末年，我国古代约产生了约120多种射书。流传千载，历经劫难，这100多种射书已经亡佚了的约50多种，存佚暂不清楚的不到10种，存世的还有近60种，对于推动传统射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谢肃方(Stephen selby)也在 2000年出版了《中国射学——射书十四卷》(Chineae Archery)，2003年出版《********——亚洲传统射艺》，其中《中国射学——射书十四卷》是当代学术界所见到的第一部关于中国射学的专著，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有力地推动了消沉已旧的射学研究。
这些射书是我们了解我国古代射学发展轨迹和民族特点的最基本的文献，也是我们深人研究和汲取我国民族体育精神和技术体系的最主要的史料依据。